上海
我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认识了万。他是与我一起去外滩公园打太极拳的一个同伴，比我小一岁，却多才多艺，能吹几下黑管，说几句英语，写几行诗歌；此外，万更有其他人所没有的一个“条件”，在市中心独自拥有一间前厢房。这在当时的上海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奢侈。不过，他与我一样，属于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也在里弄生产组工作。
上海里弄生产组最初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一些家庭妇女响应党和政府解放妇女生产力的号召，自发组织起来的；在六七十年代，除了“解放出来的”家庭妇女外，还容纳进了一些病休在家而不能去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里弄生产组的条件自然不能与全民国营企业相比，工资待遇极差，仅仅七角钱一天，也没有医保，排在社会的最底层。
尽管这是一个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年代，上海人在生活中还是很讲现实的。在生产组工作的男青年一般都找不到女朋友。说到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于是，我也只能像沙漠中的鸵鸟一样，一头扎进书和幻想里。
我们一起去外滩公园的两三个星期后，我就放弃了练太极拳，开始学英语。在公园的板凳上，在一本袖珍版的英美诗选中，我第一次读到了英国现代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MacNeice）的一首爱情诗，题为“花园中的阳光”：
花园中的阳光/渐渐硬了、冷了，/在金子织成的网中，/我们捕捉不住那分分秒秒，/当一切都已说清，/我们无法乞求原谅。//我们的自由像自由的矛，/投出去，飞向终点；/大地逼迫，诗行以及/麻雀都纷纷坠落地面，/哦我的伙伴，很快/我们将没有时间舞蹈。//天空让你高高飞起，/挑战教堂的钟声，/以及每一处邪恶的/汽笛警报所传达的内容：/大地逼迫不停，/我们要死了，埃及，要死了。//再不期望什么原谅，/心又一次硬了、裂了，/但还乐意与你——在雷电中，/在暴雨下，坐在一起，/而且充满感激，/因为花园中的阳光。
路易斯·麦克尼斯
初读时，我并不太理解这首诗，但原文中低回的节奏充满音乐性，抑扬格与扬抑格的交错运用，再加上朦胧、含混的意境，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或许多少是因为自己当时还没有类似的经验，或许也有自己“捕捉不住那分分秒秒”的遗憾。
不过，万却是捕捉到了属于他的“分分秒秒”。他有了一个女朋友——雁——与他一起坐在外滩公园绿色的长凳上，仿佛“在金子织成的网中”。雁长得苗条、俊秀，拉小提琴，也喜欢诗和翻译小说，还有一个政治上很红的家庭背景。她在幼儿园当老师，属于大集体编制，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里弄生产组好很多。她无视七十年代的现实和家人的反对，与他恋爱了——“在雷电中，在暴雨下”。
过了一阵子，万要我去听一场家庭音乐会，就在他那间前厢房里，曲目是《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他与几个友人为曲子重新编配了乐器；他吹黑管，她拉小提琴。那是一个到处响着毛主席颂歌的年代，对我来说，这些红歌更多是政治宣传，从未想到要真正作为音乐来欣赏。那一个下午，我却深深感受到了艺术的惊艳。不仅仅因为是音乐，更因为是演奏音乐的人。一个个音符在雁的纤秀的指间像午后的阳光那样倾泻出来，跳动着金子般闪亮的欢乐，让我第一次置身于象征主义诗歌所讲的朦胧甚至是超验的彼岸。
出乎意外，这对恋人在那场音乐会后闹起了矛盾，嚷着要分手。朋友们纷纷劝解，我也加入其中。雁似乎已下了决心，不过她告诉我，想到与万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她心中依然无悔，更对属于他们共同的日子充满了感激。这自然让我想到了麦克尼斯的那首诗，还心血来潮地为她背诵了几行。可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又和好如初了。
甚至就在“文革”那些岁月里，青春和生活中还是有着一些像诗一样美好的东西，我这样想，就像万和雁的故事。
年“文革”结束后，全国恢复高考，我先考入华东师大，翌年再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那一年，万也考入了上海师大；我去北京读研究生，临行，万和雁送了我一张他们俩在外滩的合影。这张照片夹在了我常用的一本词典里，让我带到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那里，我开始试着翻译一些诗歌，一个同学在我打开的词典中见到这张照片，眼中掠过狡黠的一闪，呵呵笑着说，可惜名花已经有主了。这自然是无的放矢。
在北京的日子相当忙。我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一本本生吞活剥大部头理论著作，同时自己也开始创作并翻译一些诗。一次，王佐良先生与我谈起他想编译一本英国诗选的计划，要我推荐几个诗人，我提了四五个名字，其中有麦克尼斯。那时我已经读了他不少的诗，特别欣赏他把现代感性与传统抒情揉合起来的努力。麦克尼斯不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动辄就动情、滥情得忘乎所以，即使在他抒情最高潮的时刻，仍保留着一种现代主义清醒的反嘲与低沉。如在《花园中的阳光》那首诗中，“我们要死了，埃及，要死了”一行，即引自莎士比亚《克里奥帕特拉》，凸突的互文性技巧运用，把个人的悲剧推到一个普遍存在的高度。王佐良先生选了几首要我译，包括了《花园中的阳光》。那首译诗记得先是发在一本刊物上，我特地签了名，给万和雁寄了一本，虽然我并不知道雁是否还记得，这首诗我几年前曾书生气十足地给她念过；译诗后来也收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的《欧美现代派诗集》中。
《欧美现代派诗集》
八十年代初，我从北京分配回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万和雁已经成家了。万分配在一个外贸进出口公司工作，雁还在原来的幼儿园上班，但好像不怎么拉琴了。她太忙了，成天像捧一束花似的捧着他们的家。我偶尔还会去他们那儿去坐一坐，雁是个很会招待人的年轻主妇，也善解人意。
那期间，我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出现了波折。这一次是轮到雁来阁楼里安慰我了。那一天下午她谈了很多，谈到了诗，也有一次让我想到了麦克尼斯的“花园中的阳光”。生活常常充满了阴错阳差的无奈、嘲讽。好几年了，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记忆中遥遥呼应。
我没有给雁看我模仿“花园中的阳光”写成的一首诗，诗的名字是“也许”，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诗中有这样两节：“硬了，冷了花园中的阳光，/我们不能把灿烂的幻想，/放在精致的邮票本中收藏，/得抓紧盖上邮戳寄出，/时间不会原谅。//纵然什么都不用再想，/心也被胶水沾得闪亮，/但这一刻还愿在你的身旁，/看风筝飘失在渐暗的远方。”
那一阵子，我经常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长长的信，等回信，久久地等，因此邮票、邮戳、胶水等都成了生活中信手拈来的意象；也闭门看存在主义，又觉得时间不会原谅，人因此不得不做出这种或那种选择，更要对此负责。不过，这样的存在难免显得太哲学、太枯燥了一些，还是需要有一点自欺欺人的诗意，纵然如奥登所说的那样，诗并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或改变。
圣路易斯
八十年代末，万被他的单位公派到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作，接着雁也去了巴黎，与万在一起。我去了美国，在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作福特访问学者，因为那一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我只能改变计划，开始在那里读起了比较文学的博士课程。万听说也离开了使馆，自费在巴黎读企业管理。没有雁的消息，但我想她一定是在万的身边陪读，捧着他们的家，像一朵绽放得更绚丽的花。只是我们各自都太忙了，顾不上写信，在没有电子邮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