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 ●健康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健康的社会学内涵也十分丰富，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
“健康”是什么？医生和患者的理解和定义都不尽相同，而且，还会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变化。最常见的一种定义，就是将健康视为一种生命的正常状态（常态），相反，偏离常态就被认为是生病（不再健康）了。因此，人们常常把疾病定义为不正常或者受到损伤——生理（功能）上、生化（代谢）上的，或者心理上的——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是一种对健康与疾病的主流理解。于是，当一般人被问及健康如何定义时，直截了当的回答通常是：健康就是没病。在临床医学中，检测和验证这种状况的手段就是一大堆不断刷新的检查项目和正常值，从体型到体重，从血压、肺活量到肝功能，涉及身体的每一个系统和器官。
第一章健康应该如何定义HEALTH但是，这种定义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什么才是“正常”？相对什么而言是正常，相对谁来说是正常（临床上用的正常值通常都是针对特定的年龄与性别而言，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正常”可以有许多种解释：平均值，最具有代表性的，最常见的数值，或者是统计学意义下正态分布人群的中间值，某种习以为常的状态，或者指生命最佳状态下的理想值。“正常值”究竟指的是平均值，还是理想值？这令人颇费思量。应该指出，现实生活中，健康的“完美”状态（巅峰状态）不仅是难以企及的，而且也是不必刻意追求的。正如希波克拉底箴言中所言：
在体育竞技中，完美状态（最高、最快、最强的巅峰状态）总是处在一种不确定的变化之中。这种状态无法持续维持或者在非竞技状态下保留，而且，从完美状态向更佳状态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要变的话，也只能是变得越来越糟。
另一方面，把正常定义为平均值，也并不能标定人们的健康状况，许多情况下，平均值也不是临床医生认可的“正常值”或者理想状态——比如体重或者胆固醇水平。人衰老了，躯体功能就会退化，显然不能再用青年人的正常值来衡量，如果承认功能退化引起生理正常值变化，那么什么样的指标调整算是正常的退化幅度呢？难道所有老年人（偏离正常值）都不健康吗？都需要干预吗？其实不然，并非所有的“失常”与“反常”（偏离正常值）的状态都需要纠正或者“治疗”：有些改变（譬如体重下降）是有益的（有利于代谢平衡），另有一些改变（食欲、睡眠减少）与健康评估关联不大。厄尔德（Erde：36）曾指出：
如果拿一位80岁老人与一位20岁的青年相比，或者一名正在跑马拉松的运动员与一个正在睡觉的人相比，他们各自的健康状态如何确定？谁正常？谁不正常？进一步假定你能连续跑两趟马拉松，而别人不能，你的身体状态属于“超常”（超常是一种不正常）的，但是你是健康的。如果智商算是健康，那么智商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天才）就不在正常范围内了。因此，我们需要知道“正常”是如何建构的，才能最终判断一个人是否正常。
换句话说，“正常”既是可以“被描述的”，也是“难以被描述”的，如果是后者，则取决于当时的知识水平或者那个时代所认可的理论。一种更弹性的观点认为正常有一个宽泛的范围，只有那些处于这个范围之外的情况才被认定为失常（不健康）。而“正常”的边界仍然需要进一步柔性地厘清，这也许需要体验（主观）的因素介入。
1.健康就是没有疾病
在20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里，疾病或者不健康被认为是个体处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羸弱（弱势）状态（disadvantage）。健康人则是脱离生物学羸弱状态的人。这个观点回避了对“正常”定义的问题，因为在这一观点下，那些尽管指标不正常却没有导致躯体不良后果的情况显得无关紧要了。但是，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为“羸弱”定义，而它通常特指生命缩短和生殖能力降低。
精神卫生领域的专家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因为尽管在精神分裂症病例中迄今尚未发现器质性病变，但是用生物学弱势这一标准来衡量，它的确是一种疾病。另一方面，许多类型的精神疾病并未缩短其平均寿命或者降低其生殖能力。难道这样它们就不算是罹患疾病了吗？总之，在健康评估上过于强调平均寿命的长短和生殖能力似乎有些“达尔文主义”（将疾病定义为弱化物种延续的进化杠杆），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当然，一种更为主观的观点是将健康的定义建立在人们对病患体验的身心感受上，而淡化那些可检测的、临床约定的非正常的数据及范围标准。这样一来，何为“正常”就更难定义了。在群体研究中，受试者自身不曾感到不适——从未觉得疼痛，发现身体某处有点小毛病，轻微感染或者受伤——的情形非常少见，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些可以称之为“病患体验”的不适感。但实际上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需要去看医生并被诊断为疾病，大多数情况都是自限的。
如果将健康定义建构在病患体验之上，就会遇到新的困惑，一方面病患体验的个体差别非常之大，而且受个体社会心理境遇的影响也很大；另一方面，会遇到“病患体验”的规范与标准问题——规范的病患体验只能发生在某个特定的人、某种特定类型的个体、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吗？——这样一来，什么是“病患体验”的普遍状况，什么是标准状况，就更加难以明确了。
2.疾病是一种偏差吗？
在日常语境中，把健康定义为没有疾病，或者把疾病看做是对正常规范的偏离，很容易使不健康的状态和行为归因于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僭越。在科学的医学指标体系和以客观观察为依据的健康与疾病意识确立之前，人们信奉一种古老的、普世的观念，他们认为生病的人是道德、行为上存有污点或者被诅咒的人。也许，患病是上苍对他秽言恶行的惩罚，是罪有应得，生病是上苍给其机会以赎罪，或者令其通过忍受病痛来重新彰显其品格。一般说来，疾病含有负面的意义，对病患者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情。对整个社会来说，大规模的发病将损害其正常运行和繁荣，病人的密集出现会丧失劳动力，疾病监控需要占用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疾病也含有某些积极的意义（即福柯的“社会规训”意义），在医学社会学兴起之初，有舆论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就曾指出疾病具有社会规训功能，它使某些道德上的离经叛道者由对病魔的恐惧而萌生悔悟之心，回归到有限的自我约束之中。
3.健康是一种平衡或者稳态吗？
健康的定义与生命的常态相关，源自古老的稳态理念。人们普遍认为身体的正常状态是有序的，而且其系统是可以自我修正的。病原体入侵令机体受损致使稳态破坏，构成了疾病。这一古老的理念在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语境中愈加丰满。造成机体稳态的偏离不再是混沌的猜想，而是更加精细的知识证据。当某个系统受到某种特定物质的攻击，或者由于生物误差抑或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和意外引起功能失调，其自身的调节机制就开始运作了。回复到常态不仅包括人体—身心—环境达到平衡，而且还包括身体的功能与器官之间的内部平衡。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疾病就产生了。随着生态学的不断成熟，稳态理论将获得更多的重视。
米什勒（Mishler）等医史学家指出，这一理论愈古老就愈思辨，更多的是哲思，而不是科学的要素。它与两种古老的学说一脉相承：一是柏拉图模式，即健康是身体所有进程与系统的和谐，而疾病是其失调状态；二是盖伦理念，即疾病就是躯体功能的失序与紊乱。现代医学出现之前，不仅在西方，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如中国和印度）都认为，健康是神明、环境和人体内部之间达成了恰当的平衡之后的产物。一旦发生不平衡就会导致各种疾病，通常须由补充缺失（例如通过饮食）或者去除多余（例如通过泄泻或者放血）来纠正。
健康的理论需要这样一个前提，即所有的生物都具有一定的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环境影响完全取决于机体的状态，机体能够或者说至少部分能够自我调节并发生变化。现代医学表明，在某些生理学方面，身体的确是一台能够自我平衡的机器。例如，当身体受到感染时会产生免疫反应，受伤流血时身体通过血管收缩来维持血压平稳。身体具有维持平衡的能力，或者更通俗地说身体有自我疗伤的能力，应该是评判其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些理念，其核心内容历史久远，而今正在不断地被现代医学的新发现所证明和阐述。然而，作为健康的整体概念，稳态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否认它是健康的一部分含义，但是某些健康功能（例如生殖）是要打破稳态而非维持它，而且有些系统平衡被打破后即使在理论上也无法完成自我修正。我们承认稳态与平衡在某些方面是生命的重要指征，但是不能把稳态理念与广义的常态范畴相混淆。
4.健康作为一种功能态
健康作为功能态的理解的确比前述的定义有新意，因为它终于不再消极地寻找健康的负面因素。作为功能态定义的健康就是人们通俗理解的“生命中能够做什么”，指向基本的功能域。正如一位70岁的老妪被问及什么是健康时，她坦然回答：
健康就是能够行走更方便，而且当我的膝盖不那么难受时可以在屋里做点家务。
作为功能态的健康也可以解读为身体强健，任何功能都不受限制，想做什么或者需要做什么就能去做什么，日常生活的所有自然功能都能行使，而且没有痛苦。在这一点上，它与现代生态理论有着某些勾连，后者认为健康就是能很好地适应环境，且能与物质世界和社会进行良性互动。而不健康就是功能缺失或丧失，无论源自疾病、意外、年老体衰，还是从出生就存在发育缺陷。疾病就是适应不良，对患者本人和他们所属的社会来说都是功能缺失。
用功能态来定义健康的另一个流行的理论是把健康解读为“实现想要达到的目标的能力”（Porn），其本质是适应功能。这种理解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正如利维（Levy）所指出的，它很难划定一个简单的基准，因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即使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其生理功能也会因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差异，而且，对一个人来说，很平常的一种期望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难以企及的目标。这取决于一个人想做或者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对于一个年轻的运动员和一个年长久坐的人来说，他们各自的最佳功能代表的是各自不同的体格状况。况且身体无法行使功能并不一定取决于其健康与否。如同厄尔德（：35）所言：“如果采用这种定义，那么假如一个人被卡在自动门里动弹不得，他就是不健康的。”
用功能态定义健康容易变成把健康解读为适应能力，而“适应什么”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一问题曾被以偏概全地回答为“日常生活的活动”，如行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工作适应能力。但这样就会把那些在肢体上、感觉上或者精神上有缺陷的人划归为不适应了，于是就会带来这样的社会歧视问题：残障人士（比如盲人和聋哑人）是否不健康？毫无疑问，这肯定会招致残疾人组织的发言人的猛烈抨击，他们会告诉你，任何残障者都会因不同环境而导致或多或少地功能受限：是环境使人不能发挥功能，而不是人有残障。
5.健康作为某种状况或境遇
有一个边界命题通常也会引起混淆：健康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短暂的状况（我今天病了吗）还是一种长期的境遇（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健康的人还是不健康的人）？人们可以自行对此做出明确的区分，这可以从以下情况得到证实：当回答礼节性的询问“你身体可好”时，回应通常类似于“我感冒了，但总体来说我很健康”，在回答健康问卷调查时，面对“你的健康情况是否很好/一般/不好”的提问，有时会得到一些难以归类的回答，譬如“我有糖尿病，但是我非常健康”。
这种区分与医学上惯用的急性和慢性疾病的区分方式并不完全一样。并非所有疾病都能被强行划归为这两种类型。也许有些慢病患者会长期经受某种急性发作的折磨，因为病程漫长的慢性疾病在任何特定时期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急性发作。健康状况多指个体当下的健康水准，以区别于其健康态，或者其总体印象的健康评估。健康态是一种中长期特性，只有当遭受严重疾病或者永久损伤时才会发生改变。换句话说，健康状况是一种即时可变的身心状态，它与健康态在两种情况下相互通约：一种是受健康态的影响而产生即时变化，一种是（因其具有代表性和发生过于频繁）健康即时变化的叠加效应使之进入另一种健康态，健康状况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其中的一个构件。
健康状况和健康态的分野可以用健康经济学家们常用的术语来参悟，健康有时如同股份或资产（类似于总体评估的健康态），有时则如同现金流（类似于即时的健康状况）。在这里，健康资本（参见36页）可以看做是个体或群体健康态（体验）的集合，包括疾病、意外、功能紊乱、适应性的变化。
6.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健康
毫无疑问，健康应该从多个角度来定义，主流意见包括生命“常态”概念，或者将健康定义为疾病或病患的对应体。因此，有权给健康做判定的人往往不是生理学家，而是那些服务于健康对立面（疾苦、衰老、死亡）的执业医生或者是治疗技师们，他们在从事临床医学研究或者治疗实践中依据技术和躯体标准完成对个体健康的判定以及健康标准的约定，但同时也可能忽视了人文社会与群体标准，因此，将健康定义权赋予他们是片面的，既然健康评估是社会评价体系之一，那么，仅有医疗部门的定义权是不够的，应该尊重非医疗从业者提出的相同或者相左的意见和健康模式，以便达成关于健康的社会共识与形成健康管理的行政、法律框架。
自19世纪以来，以细菌学说为标志的病原学理论取得长足进步，推动西方医学步入生物医学模式的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完全遵循生物学研究（还原论）的路径、方法和对象化的思维原则（强调客观化与客体性，忽视主观性与主体性）应对人类的医疗和健康问题，整个20世纪几乎完全被其所主导。这种医学模式着眼于对“疾病”的精细分析，因为它是治疗（干预）的对象。基于这样的视野和认识论基础，健康研究其实一开始就陷于“不健康”的视域了。
医史学家指出，在西方医学实践的整个发展进程中，有两种看待健康的视角隐约出现。一种是将疾病独立于病人来看待（所谓“见病不见人”）。这种观念有悖于西方医学的传统，传统医生常常透过病人的 第一种观点在启蒙运动之后的19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和病原学家科赫等人的工作揭示某些感染性疾病由特定的微生物入侵人体所致，属于外在化的、单因单果的、线性演进的疾病发生发展模式。当时的解剖学家和病理学家揭示了这类疾病的躯体变化及其病理模型。这一新的细菌致病与感染路径的揭示改变了既往的医疗观念。医生们不必再专注于体内的疾病演进机制，不必再倾听患者的主观感受和体验。只需采用科学的感染路径管理，激发体内自身免疫系统，借助疫苗和预防接种，就能够有效对抗古老的疫病，例如霍乱、白喉、结核等。
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原理包括以下几点：
（1）第一个原理是所谓的特异性病因学说，即所有疾病都是由微生物（细菌、病毒或寄生虫等）这类可以被观察确认的物质引起的。特异病因说的影响非常大，它迅速从传染病领域扩展到其他已知特异性病因的领域，如代谢性疾病，如代谢过程中的维生素缺乏症，以及由此引发的生理或功能缺陷。这种模式的一个明显结果是，引导医生告别早先的多因多果思维及复杂的症候群分析，由从一组症状中识别出主要症状并将其条分缕析，却常常陷入疑似诊断，转换到用一种特异病因来给某种疾病做最终诊断。
这个理论模型受到多方批评，首先，它将现今已知的非常复杂的病理过程简单化了。事实上许多疾病的病因是极其复杂多变的，各种因素互相作用。其次，这种理论只 （2）第二个原理是疾病具有普适性，即假定每一种人类疾病都有其特征鲜明的共时性，即使患者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或时代，疾病都一贯如此，除非致病物质本身发生了改变。如同西德纳姆（Sydenham）17世纪时宣称的：“所有疾病都应当划归为某种类型，并能按照同一的方法治疗，就像植物学家给植物所做的分类那样。”
这一理论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疾病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表达与定义是不同的，而且医学对疾病的定义明显地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生理学知识的每一次刷新，每一次新的技术浪潮，都给疾病的认知增加新的内容。尽管有特异性病因学说作为前提，但许多仍然只有症状或者症候群描述的情况也被医学界认为是“疾病”。总之，我们能够明显注意到（见第二章）在任何特定社会和任何历史时期，疾病的判定离不开其文化规范与社会价值观。
对此，也有人出来争辩：在医疗实践中，判断某一种情形是否为疾病，主要看是否有处置它的合适的医疗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疾病就是医生有办法去治疗的东西。医生们在询问“这是某种疾病吗”时，他思考最多的实际上是另一个问题：“我是否能胜任或者说我愿意治疗这个病人”（Linder）。当然，有时也不尽然，因为医生也会给许多他们认为并没有“生病”的人做治疗。通常诊断的过程不仅是判断病况的过程，还是寻找恰当的治疗方式的过程。所以，新的诊断（新的疾病），譬如酒精成瘾、创伤后应激障碍、慢性疲劳综合征，都是在获得了它们可能的病因和治疗方法的新知识后诞生的。然而，作为定义，把疾病说成是“医生所要治疗的对象”显然是有问题的。它意味着：只有当医生诊断一个人有病时，这个人才能算生病，而一旦离开了特定的个体医学判断、这一定义无法成立。
（3）第三个原理认为所有疾病都偏离了正常状态，特别是偏离了那些可被测量的生物指标的正常范围。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Virchow）宣称疾病只是改变了的生理状态：他的名言是“疾病就是处于改变了生理状态下的生命”。将健康定义为躯体功能的平衡，与将疾病定义为躯体功能的紊乱，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免疫、内分泌和神经心理系统都在力图使机体恢复“正常”，而医疗的目的就是协助实现这一目标。然而，现代医学认识到，对于个体来说，没有任何结构或者功能有固定模式，而且往往无法准确地标定变异到哪里才是界线，以及从哪里开始算是不正常的起点。肯德尔（Kendall:）问及：“高血压是疾病吗？如果是的话，血压高于什么水平算是不正常呢？”（很显然他在挑战普适性的标准）并且他指出，实际上这个关于高血压的例子，恰恰说明19世纪提出的在疾病和健康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可标定的分界线（临界点）的理论是不足为信的。
（4）第四个原理是中立性，也就是说假定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科学的中立性原则之上。医学不仅采用了科学的推理方法，而且沿用了其价值观——即观察者要保持客观和中立，认为人体只是生物（也许还有心理的）过程的存在与表达，它对这些过程几乎无法控制。对这一观点的反思是，医学实践（不论其所持理论为何）总是深深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土壤，不可能是绝对中立的，因为它无法摆脱强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的支配，而这些决定着它如何开展诊疗以及病人如何被医治。19世纪出现的女性歇斯底里症，或者21世纪出现的海湾战争综合征，就无法脱离文化或政治的背景而中立地看待。
7.当代的生物医学视域
在当代医疗实践中，上述四种理论的痕迹都可以找到。但是用它们来为现代医学贴标签将是荒谬的，现代医学早已摒弃了粗糙的单因单果的线性模式。那种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一个确定的病因——即这个病因是必要也是充分条件——这一理论必须被否定，因为任何一种疾病，都受到许许多多来自身体内部或外部的互相作用的因素的影响。只从中确定某一种因素当做绝对病因，越来越显得主观武断。例如，在20世纪的上半叶，结核杆菌是导致结核病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病因就不会有这种疾病，但是它并非一个充分条件。因为结核杆菌在许多人群中都是广泛分布的，但实际上只有小部分人患上这种疾病。
疾病的因果关系模式，从最初的简单直接地以结核杆菌或者病毒作为病因，到后来包括以免疫系统作为中介，发展到最后，把来自病原方面的多种因素以及来自宿主的反应统统考虑进来了。如今，生物医学也认为病因是多种共存并相互作用的，而且，其整体的作用要大于各部分的简单相加。心理学的崛起也影响了对疾病的单纯的生理机制模式的认识。越来越多的证据标明（即给原来由个人感觉到或者由医生凭经验认识到的东西增加了充分的科学证据），心理因素对许多疾病有影响，许多疾病都有心理生理双重因素：也就是说，他们的确是有器质性病变，但病因上至少也有心理方面的因素。但是，这对于医学模式来说，仅是一种更详尽的阐述，而非从根本上的修改。疾病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病因（压力、不快乐、生活中的大事件）已经被认为是疾病的诱因或者辅助因素，但是它们自身并未被等同于疾病。
20世纪70年代，风光一时的生物医学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心理、社会向度被引入医学模式，新的多元医学模式得到倡导，纯粹的“生物医学模式”不再独占鳌头。现代医学开始更多地 8.健康的社会模式
20世纪中叶，生物医学思维主导的健康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观势必导致对健康维护与促进的忽视。同时，生物医学的还原论观念强化了“人是机器”（机械论）这一思维，这种思维定式使人们越来越倚重临床新技术的应用，而忽略了健康传播、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尤其在卫生资源分配方面。
对此，美国哲学家伊凡·伊里奇（IvanIllich：）大声疾呼，重心过度向诊疗倾斜的医学格局已经严重威胁健康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并列举了一组证据，命名为“现代医学的孽债”：
在过去的十年中，过度诊疗已经成为健康的一大威胁。抑郁、院内感染、干预性残疾、功能紊乱等医源性、药源性疾病纷至沓来，它们所带来的病痛已经超出了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的总和……更有甚者，现代医学通过将疼痛、疾病、衰老和死亡等个人命运中的苦难和宿命全都转变成为技术问题（一切健康问题都是技术问题），事实上剥夺了人类以传统（身心灵抚慰）方式应对自身健康问题的权利和潜能，这种技术主义的医疗观已成为新的健康危机的源泉。
针对“人体的正常状态是有序和平衡的，医学的目的是协助恢复这种状态”的观点，安东诺维斯基（Antonovsky）做出了颠覆性的批评，他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复合健康”（‘salu-togenic’复合词，一体两面，如“疾中康”、“苦中乐”）的共生范式。如果一论及健康就只是单向度地 随后，安东诺维斯基提出了“心理统合”（senseofcoherence）的概念，内容包括测评个体对于社会的认同感与顺应性，如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即有序的、有意义的、按部就班的、可以预测的，而不是无序、随机和混乱的）、可控的（遇事皆有解决之道）以及有意义的（情感上有意义）。这一指标与个体健康密切相关，因为那些在这项测试中得分高的人似乎能更好地应对环境，保持健康的心态，并在心理上具有一种类似免疫抵抗力的“应变抗压能力”。这一理论的早期测评指标和阐述可能有些陈旧，但它是迈向复合健康目标的重要一步。
人们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愤慨多少有些情绪化，譬如指责它有意漠视现代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福祉。随着对科学客观化信念的弱化，以及对“弗兰肯斯坦”式的违拗生命伦理的新技术（译者注：特指某些邪恶科学家脱离科学共同体监督进行的“人造人”活动）的不信任感的滋生，对生物医学的这类批评有些减弱，这个反思过程也成为现代健康模式蜕变的一个诱因，通过反思，一种新的健康模式应运而生，它通常被称之为“社会健康模式”。
社会化的，或者说是多元、整体健康模式包含着许许多多的 他是一名羸弱的小职员，身心都缺乏活力，人生也没有太多动力、进取心或者竞争欲望：从未试图在某个日期内笃定完成某件事情。他胃口不好，只吃玉米油或鲸油拌的水果和蔬菜。不抽烟。没有收音机、电视和汽车。他头发浓密，但身材瘦小，弱不禁风，不过他却坚持体育锻炼。他收入不高，血压、血糖、尿酸和胆固醇也不高。他一直在服用烟酸，维生素Ｂ6，而且在绝育手术后长期接受抗凝治疗。（一切都显得纠结与矛盾，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佐拉如此评述这个案例：
假使大多数人的情况没有上面描述得那么糟，而是被认定，我们的身材要更伟岸、更强壮，譬如身体再高出6英寸，预期寿命再延长30年，或者通过药物来增强某些体质与潜能，尽管这与真实情形不相符。我们仍然要问，为何要高出一头（6英寸）？在何种生活境遇下延长寿命30年？哪些潜能应该用药物去增强？哪些功能无需增强？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孤立地看待健康态。
社会健康模式是整体的、有机的，而非还原论的、机械的。机械系统往往依照预先设定的程序、操作者的指令或者自然法则运行。在笛卡儿的理性建构的医学模式中，躯体被当做一台机器，通过修理或者替换零件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整体论认为简单地把每个部分相加是不能等同于整体的，如同我们不能用一串“危险因素”来解读健康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缺陷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人体还是一个有灵性的网络体系，具有生命意识、价值观和欲望，这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对于各种环境信息的接收都是有选择的，并能做出恰当的有意义的反应。
相伴着社会健康模式的兴起，这一时期公众对于替代疗法（自然疗法）的热情不断高涨，这些传统疗法大多秉持整体论的健康观。于是，自然疗法中不少好的理念被不同程度地整合到主流的医学模式之中。尤其是它积极进取的保健姿态，而非简单追求没有疾病或者恪守某种“均衡”状态。
早在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健康定义为“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三个方面的完好状况，而不仅仅是没有生病或者衰弱”，这个定义通常被认为是健康的社会模式的宣言。很显然，这个定义也有某些理想化的虚幻成分，一是内涵要素（躯体、心理、社会交往）涵盖了人类生存的所有方面，二是这些要素程度（完好）难以量化并且实现起来非常困难，因而饱受抱怨（按照这个健康定义，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合格）。尽管如此，它的确具有非凡意义——它第一次将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引领到多元、整体和社会性的高度。这一定义在当代西方社会尤其具有启迪意义，它对健康心理向度的强调等于承认健康的感受在本质上是主观的，对健康的多元理解并不会妨碍对健康躯体要素的生理研究和健康促进。相应地，以健康为主题的社会动员随之展开，诸如英国的“新公众卫生运动”（NewPublicHealth），其目的是试图通过改变环境（使之更宜居）及行为（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升社会或群体的健康水准。
9.语义辨析：健康、疾病、病患和疾苦
综上所述，在生物医学模式中，健康被简明扼要地定义为没有疾病，尽管它也还包含了平衡或者功能正常等更丰富的内容。在社会模式中，健康是一种完整、良好的积极状态，换一种表述就是：没有疾病、没有不适、也没有身心缺陷，但这前后三个表述又不完全等同。由此看来，健康和不健康的定义是不对称的：二者并非简单的对立面。没有疾病可以是健康的一部分内涵，但健康远不止没有疾病。
不过，悬题仍然存在，如何区分疾病的客观事实和弄清人们关于疾病的主观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英语世界，用来表达疾病的词汇很多，如disease，illness，andsickness（译者注：译成中文都可以是“疾病”），但深入进行词义辨析，它们有着不同的含义。Disease是使用最多的用来表达疾病的词汇，它指的是医学上有明确病理诊断（客观证据）的情形。Illness一般理解为“病患”，因为它侧重于病人的主观体验。Sickness常常译为疾苦，因为它偏重病人的社会心理投射。帕森斯（Parsons）就曾分析过sick的词义，他说：那些生病（sick）的人，之所以不同于健康人，一是他们有一些特殊的行为特征，二是人们对他们的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会发生变化。这就使得sick这个词有了社会性内涵。对于这种用法，翻译时会产生许多混淆，牺牲某些细节，因为并非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一对等的词汇。但是在英语词汇中，每一个词汇有它语义细节的对应性，同样用来描述“疾病”，三个词汇是有区别的。用词讲究的厄尔德（：40）善于区分这些词汇的具体用法：
他列举了这些词汇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使用差异（在此讨论共性意义不大，故略去）：
（1）当说一株生病的植物或一只生病的狗，用sick，而没听说用ill的；
（2）人们说请病假，用sick不用ill；
（3）说想家，用homesick不用homeill；
（4）表示“令人作呕”用sickening不用illing；
（5）我们用sicksociety表述一个“病态的社会”，而不说是“illsociety”
（6）当我们说“坏事”、“坏脾气”、“不了解情况”，用ill不用sick;
（7）sickhumor是“黑色幽默”，而illhumored是指脾气糟。
这说明ill是比sick更广义的一个词。ill似乎有“错误”或者“破坏常态”的意思，它的用途比sick要广泛得多。但是，它在语气上不那么强烈，听起来不那么刺耳。说一种无药可治的疾病时，用illness就比用sickness听起来要温和一些。表述精神疾病时用illness就比用sickness好，少了一些判决的意味。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某人感觉身体不适，却查不出任何具体的（已知的）病征（缺少实验室和辅助诊断的证据）。如果这个人坚持认为自己生病了，医生就会给他下一个“神经症”的诊断（用来弥合主客体对疾病认知之间的分歧）。如今，确有一些人认为虽然自己没有患什么疾病（至少是迄今能给予诊断的疾病），但是他们还是属于不健康的人群。走进医生的诊所，生病的人就变成了被诊断为患某种疾病的人，即使从前未查出过异常的指标来。某次例行体检也许就会发现某人血压高了，于是他就“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一旦用了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就更进一步表明他正式处于“患病”的状态了，即使病情很轻。有证据表明，这类病人常常会愈加敏感地发现以前没发现的疾病症状（也许是药物的副反应），于是，更加觉得自己是千真万确地生病了——这就是现代医学“发现（制造）病人”的过程。
对于真正的病人来说，sickness是一个很贴切的词，用来描述他们的社会角色。当然也不尽然，有人虽然感觉到有病或被确诊患上某种疾病，但他并不赋予自己病人的角色。也就是说，他们明知有病，却既不去看医生，也不谋求病人的待遇（主动或者请求放弃某些生活状态或工作，也不期望得到某些特殊照顾）。这类人生病了，受伤了，或者某些身体功能丧失了，都不愿接受ill的状态（称病不起，就此把自己看做是病人或没用的人），更不会到处声称自己生病了。在某些健康问卷调查中，经常能碰到患有严重的疾病的受访者声称自己的健康状况“好极了”，一些患有多种退行性疾病的老年受访者评价自己的健康水准为“非常棒”。
一般认为，生病就意味着穿越痛苦，经受病痛的折磨、煎熬，尽管不能用这种词语来定义它。许多病人意志很坚强，遭遇病痛不呻吟，他们或许不在意病痛，或许在他们的病程中并没有无法耐受的症状（比如疼痛、丧失功能等）。有时虽然没有强烈的主观感受，但是疾病的确存在，比如某些癌症是没有症状的。此外，现代医学制造了许多中间状态（译者注：如病前、病后综合征，亚健康症候群），这些状态既不是疾病也不是没病，但是标志了一种临界状态——可能有病，但是实际上还好，病情已经缓解，但是没有治愈，确有患病的风险，但是还没发展成疾病。美国社会人类学家亚瑟·弗兰克（ArthurFrank：8）的笔下就描述了他称为的“（疾病）缓解期社群”：
这些人到处都有，通常不被注意到。在机场过安检时，站在我身后的一个人说他带着心脏起搏器；顷刻间，他不被注意的“疾病状态”显现出来了。但是一旦通过了装有金属探测器的安检门，他又进入“缓解”状态，消失在人群中。
在弗兰克看来，现代社会，医学讲求黑白分明，生病的人群和健康人群泾渭分明，治愈疾病就是将病人从一个社群推到另一个社群；在后现代社会，健康和疾病互相重叠，形成一个灰色地带，不再黑白分明，更像是一幅计算机屏幕保护状态下不断变换的分形图。
俗语说：“疾病（创伤）是医生治疗的对象，病患是病人陈述的体验。”这听起来各有道理，但实际上暗含着医患（主客体）之间不可调和的深壑。的确，诊断的过程可以看做是将生病的感受转变成疾病标识的过程，医生尽量避免给他们心目中的不明之病与不治之症做诊断。对病人来说，疾苦和病患的体验是主观、漂浮的，随时间、地点和个体耐受性的不同而变化，而在医生那里，疾病是客观和普遍的概念。弗兰克伯格（Frankenberg）对此有所论述，他指出：
西方实验医学总是要求医生在做出诊断时要与病人诉说的病患体验保持认知距离，努力将个性化色彩的疾苦经历转变成不受时间、地点、感受差异干扰的客观、严谨的疾病判断。
不管怎么说，医生（医学）的目的是治疗疾病，患者求医的动因是主观感受到患病之苦。诊室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对话，病人问：“我得病了吗？”医生回答：“我（还）不知道，但是我会为你治病。”目的论者认为所有的疾病都必须定义为“医生治疗的（对象物）东西”，物化的医学必然导致纯粹量化的健康、医院管理（当下，门诊、住院情况都已经被量化），这对于医疗管理或许有其用处，但是作为衡量健康的标准是有问题的。
10.如何进行健康测评？
上述那些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定义够复杂的了，包括人一旦生病是用disease，ill还是sick？迎面走来一个人，他是健康还是不健康？这里所说的健康究竟是一种状态还是状况？这些判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而且也已经习以为常。其实，关于健康与疾病状态的准确界定只在某些特定时候才用得到，比如行政单位或者机构要做出某些公共卫生决策的时候，如应该把公共资源分配给某种疾病的防治工作吗？某种疾病患者停职休养合适吗？什么疾病理应由社会来负担医疗费用？对这类问题，我们的确不仅需要提供明确的界限，还希望对公众的基础“健康情况”进行量化评估。然而，问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容易。对于人群健康状况的测评——比如描述社会或环境对某一职业健康的影响，回答哪一个阶层或工种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或更糟——往往是一团乱麻。同样，个人想知道自己的健康水准，或者公共卫生决策者、社会工作者以及医学家欲了解人群健康方面的信息，常常也是一头雾水。
目前常用的诸多健康测评方法都涉及齐一性问题。有些测评 在国家（或地区）健康测评体系中，死亡率（包括婴儿与孕妇病死率）是主要的统计指标，这项指标考核的是人均寿命（或人均预期寿命），测评的是国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如幼年、青壮年时期或是老年时期）死亡的分布概率，目前已成为比较国家间健康水准或者区域人群某一时间段前后健康比较的基本测评方法。它有一个明显的局限性，就是仅仅将生和死当做健康测评的全部内容。此外，既往的死亡率统计只能说明过去，无法准确地揭示未来的真实趋势，过分倚重这个指标如同“从后视镜里洞察未来”——将某种可能性当做真实的未来境遇。尤其对生命个体来说，最关心的当然是将来准确的死期（以便规划精彩的人生节目），而对国家卫生与福利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国民平均寿命的预测也十分重要。要知道，人均预期寿命的测评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从一出生就开始计算预期寿命，与从婴儿期过后开始计算寿命，结果非常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人群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寿命长短最后还是取决于物种属性。
疾病的发生也是重要的健康测评指标，当然，这里所说的疾病是指被医学手段检测到的疾病。基于健康是生命正常状态的定义，生理和心理指标发生偏移就是疾病，因此，生理与心理功能的检测成为临床大夫们喜欢采用的评判健康的指标。
毫无疑问，健康测评也应该 与此相似，以日常行为能力来测评健康也会出现各种迥异的健康功能模式。鲍曼（Bauman）通常使用下述方式区分ill，disease，和sick:
（1）自我的主观感受描述（如我觉得不大舒服）——ill；
（2）临床体征的自我描述（如我的后背不舒服）——disease；
（3）行为特征的自我描述（如我今天卧病在床）——sick。
鲍曼指出，在对健康做问卷调查时，只有第三个指标（即行为能力）最具价值，因为第一、第二个指标都不容易把握：主观感受很难被客观衡量，而临床体征需要医生在场做专业解释。因此，早期的健康量表，包括疾病的社会影响因子测评（theSicknessImpactProfile），都要设计详细的功能指标，来评估多方面的功能失序，比如社会交往能力、工作、运动、闲暇中的应对、智力水准等。然而，将活动能力受限等同于不健康仍然是属于用负面指标来定义健康的思维。它还存在评估的特异性（对谁来说是正常的）问题。
用体能来评价健康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思路，它可以用各种生理检测方法来测量，用以考察个体的身体状况和体能，测量的主要指标有传统的肌肉力量、肺活量、心脏功能等。同样，这也是一种相当狭隘的健康确认，但是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即其提供的结果是从体能不佳到优秀的渐进式的连续评价结果，而不是截然两分的结论：有病或是没病，生命功能强或衰。
在进行人群健康状况调查时，通常就是简单地询问人们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评判。这种方法虽然令人诧异却非常实用，其前提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清晰地从医学上分辨健康和不健康。不过，在学理上分辨健康与否和如何测评自己的健康状况并将之准确归类是两个问题，这就使得由这种方法得出的调查结论大受质疑。其中也包括我们曾提到的人们对于健康定义的分歧，如何改进？我们将在第三章进行讨论。
其实，最简明的健康测评方法就是看某人是否因病去看医生或者因病无法工作。但是，这种直觉能否用来测评健康，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很显然太粗陋，无法排除诈病）。
一般看来，人们总是倾向于正相地评估健康，但由于缺乏概念基础和相关的测量方法，因此，不得不更多地选用负相指标来衡量健康，也就是说，将“不健康”的指征用来测评健康状态。两个不同向度衡量健康的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协同应用。由此就发生了一些复杂的情况，譬如某人有病但是自我感觉良好，也很快乐，某人没有疾病，但是很难适应周围的环境，我们应如何给予评判和比较？拼搏赛场的残疾运动员是否健康？对于属于不同年龄区间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他们的健康水准如何进行比较、评估？如何规划个体健康状态或者状况的测评指标与衡量人群健康特征的测评指标？这当然应该因指标的用途不同而有所区别。此外，在健康评估的战略选择上更应该顺应社会、时代的要求，主流健康指标体系的确定应该参照该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疾病谱系。当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占主导时，则优先考虑针对防疫的指标体系，当慢病和退行性病变占主导时，必须适时选择针对功能定义和功能缺失的测量体系。随着人们对社会健康的重视程度的提高，还将推动一系列健康复合测量方法的应用。
11.健康资本
“健康资本”是衡量个体健康状况的一个新指标，它囊括了健康要素的所有方面，既包括主观体验，也包含客观和可量化的指标（Blaxter）。它模仿货币收支的金融储值模式，把诸如适应性、体能储备、免疫状态、遗传特征、躯体损伤、功能减退、心理承受力和稳定性等，以及其他所有与健康有关的因素，都列入健康货币，或叫做“身体货币”。这个说法最初由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提出，用以描述身体健康状况、其适应性、外表以及功能，这些都是可以转化成金融资本的要素。“健康资本”是一个广义的术语，包括人的一生中所有与健康相关的因素的得与失。包括发生在子宫中的受孕，出生以及幼儿期获得的遗传禀赋（可比喻成股票），它是终生健康的基础。人的一生当中，这一资本都在增加和减少中波动。它的减少，可能由于有损健康的环境或者行为，例如吸烟、不健康的饮食；由于不健康的工作所带来的对个体的危害与压力，女人生孩子，还有传染病大流行或者国家或地区经济萧条所导致的特殊历史时期的共同苦难，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意外或者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退行性病变。而健康资本的增加，可能是积极的生活态度、有益身心的环境，健康的行为方式、主动寻求适应，甚至是好运气。最终，所有的健康资本都必须被消耗，不过，损耗的时间表会呈现出某种健康社会模式的倾向性，但总有意外。
健康资本内涵的复杂性使得它很难被用作单一衡量健康的客观指标，而且要辨析它所有的要素也不容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如同我们将在第三章讨论的话题一样，虽然这一定义有些笼统，但似乎人人都深知其中的内涵，且能最终表达出他们的主观夙愿。随着许多国家步入老龄社会，以及对慢性病的呵护和终生健康的中科治白癜风疗效更显著合肥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
